手机一边不断接到网络电话“呼死你”，一边还被各种网络平台骚扰短信持续轰炸……从事辅导员工作9个年头了，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范雪阳仍清楚地记得8年前被校园贷催债方威胁的经历。
近年来，不良校园贷入侵高校校园，不仅学生深受其害，也给教师带来全新挑战和管理压力。
近期，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走访多名近距离接触校园贷的高校教师。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争中，他们发现，从线下到线上，不良校园贷形式不断翻新，瞄准大学生及其背后家庭吸金的本质不变；放贷、催债甚至培养大学生参与其中的灰色完整产业链早已形成；大学生从最初借款几千元，发展至需还款数十万元的案例都已出现，往往是落入“套贷”圈套。让老师们痛心的是，一些学生为此付出偿还高额本息甚至退学、失去生命等代价。
近年来，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举措，对校园贷重拳打击、整改。然而，“培训贷”“美容贷”“创业贷”……校园贷不断变换“马甲”，持续紧盯高校校园市场这块“肥肉”。大学生、辅导员如何才能有效应对？
校园贷从线下到线上花样频出 有学生参与放贷
范雪阳第一次接触校园贷，是在2010年12月。
当时，范雪阳在另一所高校任职。一天，数名校外人员来到学校，找2009级学生刘某，称刘某借钱3000元未还，要求学校“交出”刘某，由其处置或还钱。
那时候还没有校园贷的提法。范雪阳介入了解到，刘某是从校外一家小额贷款门店借款的，实际借款2000元，但拿到钱的前提是，在借条上写下借款“3000元”，也就是说，利息高达1000元。
事情的矛盾点聚焦在借款数额上。范雪阳带着学生向警方求助。但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实质借款为2000元，而放贷的一方亮出借条——“证据确凿”。
刘某出于各种考虑，不愿向父母要钱还债。最终，范雪阳借了3000元给刘某，了结此事。
“这实际上就是校园贷的前身——线下借贷。”范雪阳回忆，这起案例后，学院在全院展开排查，查出共有4名学生参与小额贷款。
让老师们惊愕的是，4名学生中，有着较好家境的2010级学生马某，是与小额贷款公司合作、参与放贷的一方。
学院对马某作出了“留校察看”处理，并帮助另外3名同学解决了贷款问题。
系列事件，对范雪阳触动很大。他开始在校园周边摸排走访了解到，当时，这样的线下小额贷款已并不少见，放贷方形形色色，有的是手机店主，有的是服装店主，还有的是古玩店主，“也就是说，只要手里有闲钱，就可以私下放贷给学生。”而借贷的学生，不少将钱拿来买了手机。
同样在2010年，注意到校园贷问题的，还有湖北警官学院教师胡永清。
当年，胡永清得知，其在武汉一所高校上学的外甥小亮（化名）欠了别人8000元。小亮每月生活费1000元，在当时算较高的。原来，小亮想买一部手机，自己原有的手机并非不能用，不好意思向家里开口，便私下找人借了4000元。在分期还款时，小亮一时还不上导致逾期，连本带息滚至8000元。
2013年，范雪阳发现，校园贷已经从线下窜至线上了。
当年11月底，一伙校外人员来到学校，称2012级学生朱某欠债3000元。范雪阳建议学院再次排查，结果查出7名学生涉贷。其中，两名学生是线下实体店贷款，另5名学生既有线下借贷，又通过网络平台借贷。
经了解，这些通过网络借贷的学生，主要为了购物，包括手机、衣服、包等；主要形式一为网上分期购，其次系购买物品后套现，学生再进行二次消费。
“网络借贷迅速成为校园贷的新方式。”范雪阳注意到，此后，多家网络借贷平台通过街边小广告、传单、论坛、贴吧、QQ群等快速传播，来势汹汹。
有公开资料显示，2013年7月，第一家互联网校园借贷平台诞生，由此，行业野蛮生长之路逐步开启。2015年，有108家平台涉足校园贷，达到顶峰。
时至2016年，校园贷已变幻出“培训贷”等新花样。在华南农业大学，一天，辅导员朱里静个人微信公众号后台收到一份学生求助咨询。这名学生签署了广州一家著名培训机构的分期付款培训协议。法学硕士学历的朱里静一看，该协议“槽点满满、陷阱多多”。
此后，朱里静开始密切关注校园贷乱象。她发现，在培训贷领域，有的机构偏爱雇佣大学生做兼职营销，“学生向学生推销，更有说服力，学生之间、熟人之间防范性更低。”
至2016年年末，范雪阳发现，有学生沾染上了“公众号借贷”，“个人通过公众号就可以放贷，运营成本远低于网贷公司，传播面广，贷款流程简单，管控也更难了。”
而校园贷各种形式背后，“培养学生参与营销，放贷，雇佣第三方催债……”，据范雪阳观察，这样一套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条，早在校园贷存在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。
利滚利的校园贷“套贷” 面对催债方具体还多少竟可以谈
采访中，一些辅导员老师注意到，涉贷学生中，许多人最初借款不超过5000元，最终却要还款近万元甚至数十万元。
根据最新司法解释，民间借贷利息可高于银行利率，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种贷款利率的四倍（不含浮动利率，包含利率本数）。那些呈几何倍数翻滚的欠款，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“有些贷款平台打出广告，宣称日利率很低，实际上，年利率高得吓人。”朱里静给学生算过这样一笔账：利息=本金×利率×年限，日利率=年利率/360=月利率/30；某贷款平台打出广告“日利率”为0.05%，实际上，年利率=0.05%×360=18%，而2017年，央行贷款（一年内）基准年利率仅为4.35%。
“还有的，避开‘利息’等字眼，换之以服务费、手续费等，巧立名目，实际上仍是高息。”范雪阳说。
不过，在上述3位老师看来，更可怕的，是“套贷”。
范雪阳曾接触过这样一个例子，一名同学借款3000元，按分期还款，一段时间后还不上了，贷款平台就出招：“可以找另外一家平台借，先把我这边的窟窿堵上再说”。然而，等这名同学借了第二个平台，需要借的更多，到了还款时又遭遇了同样的困境。
“等到了第七个平台，需还款额几乎就要七八倍，到两三万元了。如此，涉及平台越多，后面的窟窿越来越大。”范雪阳说，而起初，学生拿到手的，只有2000多元。经历多个平台“套贷”，一年多后，这名同学已欠下30多万元。
类似的案例，在武汉也存在。
胡永清介绍，某高校大二学生小龙（化名），贷款平台涉及某分期、某学贷、某校贷、某才网等校园分期平台，金额从2000元到1万元不等，到了还钱时，这名同学拆东墙补西墙，一年后累计本息高达十几万元。
“积压借贷多，易反复，拆此修彼，越滚越多。”范雪阳掌握这样一组数据：2016年，他们处理的27起贷款案例中，反复贷的有7人，占比26%；有拆补现象的人占到了5例，占比18.5%；还不上找人帮贷的2例，但共涉及9人。这9人中又有5人是不知情，纯粹出于帮忙而“被贷款”。
面对学生欠下的高额款项，放贷方自然不会轻易放过。
“各种催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”胡永清介绍，小龙欠下本息十几万元后，催债方追到学校，采取跟踪、恐吓，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讨债。最终，小龙告诉家里，无奈之下，家里变卖了房子还清了巨额债务，小龙选择了退学。
多年跟不良校园贷团伙打交道，范雪阳不光见证了学生被催债，自己也被骚扰、威胁过。
去年3月底的一天傍晚，范雪阳的手机不断被网络电话呼入，同时不断接到各种网络平台的骚扰短信轰炸。
而此前一天，一名催债人员到校催债。该校一名学生找一家网贷平台借款5000元，显示累计需还2万多元。为保护学生，范雪阳与催债方交涉，表示只能还7500元。双方未谈妥。对方离开时抛下话：“你在这儿工作，你也会出校门的……”
被“呼死你”后的当晚，范雪阳继续与该平台及催债方交涉，“讲法理，发脾气，摆现实……左右夹击，最终，以7500元的数额谈定。”
范雪阳分析，随着国家对校园贷的监管不断加码，网贷平台、催债方也有一定压力。但是，学生借贷欠下款项，由于已签下合同，不还肯定不行，但是，“包含本金，之外具体还多少可以谈”。
具体来说，比如某学生借款3000元，实际拿到手2300元左右，分期还不上时，本息累积到5000元。这时，放贷方雇佣第三方催债，如催款成功，第三方可提成1000元甚至更多，而放贷方实际也是有钱赚的。此外，多年跟贷款平台、催债方打交道，范雪阳还摸索出，“贷款方、催债方虽是合作关系，因存在利益纠葛，双方之间实际也是互有防范的。”
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价值观可有效降低不良校园贷发生率
面对花样百出的校园贷，范雪阳、胡永清、朱里静均曾多次专门撰文，并给学生开展讲座，普及不良校园贷危害、防范要点。
在朱里静看来，面对当下相对多发的“培训贷”“美容贷”等，最关键的，是要厘清培训或美容机构、学生、金融平台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。
以培训贷为例，一些学生反映，参加了几次培训课后发现质量一般，是否可退费？欠款是否也可不交了？
朱里静分析，培训贷本质上是学员和贷款机构之间的借贷关系。学员向贷款机构申请贷款，贷款机构审核批准后放款，学员用该笔款项支付培训机构的学费，“所以学生并不是欠培训机构的钱，而是欠贷款机构的钱，这一点一定要区分清楚。”
至于培训贷的利息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意见及司法解释》规定：民间借贷利息可高于银行利率，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种贷款利率的四倍（不含浮动利率，包含利率本数），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。
学员在培训机构处已全额缴纳完学费，若培训机构发生问题或学员想退班，需学员与培训机构协商退费，如协议上有约定，从其约定；如无退费约定或协商不成，可去工商局投诉或法院起诉、申请仲裁。
但朱里静也分析，因为培训贷涉及学员、培训机构和贷款机构三方，有的协议上甚至约定了培训机构给学员向贷款机构提供担保，如学员要退班还要支付“违约金”给培训机构。现实生活中，经常发生学员想提早退班但遭培训机构和贷款机构之间“踢皮球”，或本来就是骗局的培训机构跑路，学员只能一边报警一边继续还款的情况。
在胡永清看来，由于不良校园贷贷款操作流程、审查手续简单，大学生自我防范意识不强，而有一些分期购物网站背后不良校园贷的形式愈加隐蔽，大学生更应擦亮眼睛，远离不良贷款。
他建议，一旦遭遇其中，应第一时间向老师求助、并报警，同时准备走民事诉讼程序，不可独自扛着，最后“窟窿”越滚越大，维权难度也随之变大。
在范雪阳看来，一些不良校园贷案例的发生，也与当下倡导超前消费的社会风气下，大学生缺乏正确的消费观、价值观有关。
他举了个例子，“看到一些网文所写诸如‘年轻人必去的几个地方’‘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这几样东西不能少’的说法，就轻易被‘种草’、牵着鼻子走。一不小心就陷入不良贷款。”
不过，范雪阳认为，学生出现不良贷款问题时，辅导员或班主任不能“简单粗暴”地将学生推向社会或家庭，要以疏导、解决为主，真正做好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。
同时，要把不良贷款的危害加入到法治教育、思政教育过程中去。
“不过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消费观、价值观的教育，也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过去老一套生硬地说教、灌输现今已行不通了，相反还可能起反效果。”
平时，范雪阳与同事会在一起探索这方面的教学方法。针对学生容易迷恋名牌手机、服饰的现象，该校辅导员会在班会时，将手机挂在脖子上，或故意拿在手中比划，吸引学生注意力。当要切入主题时，他们会问学生，“你们注意到老师拿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机了吗”，学生一般会说“没注意”。
“这时，效果反而达到了。我们会跟学生讲，‘你们没注意到老师用的什么手机，同样，在大街上，别人也不会去关注你用的什么手机，如果有，这个群体可能是小偷。但相反，如果你成绩排第一，体育竞赛得第一，或者发明专利特别多，同学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。’通常，这样一幕下来，学生们在哄堂大笑中，一些观念或许会悄然改变。”范雪阳说。
一组最新的数据是，范雪阳所在的学校，不良校园贷案例最多时，一个学期校方接触到数十起，上学期，下降到两起。
